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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1-11 17:29:58

摘要:周敦颐与王鸿 周敦颐(1017-1073),字茂叔,原名敦实,号濂溪,道州营道(今湖南道县)人,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元年(公元1017年)五月五日,大王鸿六岁。卒于熙宁六年(公元1073年)六月七日,早王...

周敦颐与王鸿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周敦颐(1017-1073),字茂叔,原名敦实,号濂溪,道州营道(今湖南道县)人,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元年(公元1017年)五月五日,大王鸿六岁。卒于熙宁六年(公元1073年)六月七日,早王鸿二年。周敦颐一生出任过分宁主簿、南安军司理参军、郴县县令、桂阳县令、南昌知县、合洲判官、虔洲通判、永州通判、代理邵州知州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、提点广南东路刑狱、南康知州。周敦颐一生热情办学,传道授业,他著述不多,但撰写的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,虽然仅数千字,却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。

  王鸿 于都县人,生卒不详。字翼道,王羲之第二十四世孙,博学善草书,北宋书法家和理学家。北宋皇祐年间(1049-1054年)被推荐到京城太学,后参加乡试,名列第一。只因应试文中,把“沚”字错笔写成“沼”字而被除名。王鸿从此绝意仕途,在县城南40里的泉石清幽外筑室隐居,自题居地之洞为“需岩”,后人称其地为需岩。王鸿以隐居著书终生,所撰《大元经》、《囷铭》等,散佚失传。《中国人名大词典》中有王鸿条目。

  周敦颐与王鸿相交,是他在虔洲通判(1061-1064)任上,据同治版《雩都县志》载:“宋周子倅虔州,行至雩都,嘉祐癸卯(1063年)正月七日,邀余杭钱建侯、四明沈希颜、雩都王鸿游罗田岩,赋诗刻石。”钱建侯是不久卸任的县令,沈希颜是在任的县令,对王鸿的学识、人品都很赏识,促成了周敦颐与王鸿的相识交往。当时,他们不仅游山刻石,还进行学术交流,王鸿与周敦颐 “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” 、“始与周元公谈性命之学,元公为之敛衽。”周敦颐对王鸿的学识很敬佩,并赋诗相赠,王鸿归山也作诗赠之,答谢云,“临别溪头承诲嘱,此心当为圣贤求。”为何二人相知投缘,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一分析:

  一、身世、修养及品行

  据度正《周敦颐年谱》载:“周氏自汉封周后于汝南,世为著望。先远祖崇昌,唐永泰中为廉、白二州太守,解祖居道之宁远县大阳村,裔孙虞宾之中子从远始徒营道,生子智强。智强生子五……次辅成,大中祥符八年蔡齐榜六举以上特奏名赐进士,贺州桂岭令。辅成则先生父也,以先生贵。赠谏议大夫,先娶唐氏,生砺,砺生仲章。唐卒,继娶左侍禁成都郑灿女,是生先生也”。可见,周敦颐出生在历代书香仕宦之家。同样,王鸿也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之家,据《雩邑县前房王氏族谱》载:“羲之公居浙江会稽,传二十一世生协公,公于太平兴国七年,以太子龙赞善奏析赣县潋江镇,置兴国县时以官籍住宁都之竹坝木瓜园,又三世而生鸿,公皇祐间卜居邑城南”。王鸿与周敦颐在童年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,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。

  周敦颐在15岁那年父亲去世后,即随母入京跟随舅舅郑向一起生活,郑向在北宋亦为显宦,对周敦颐一生的影响甚大。在周敦颐20岁前后舅舅、母亲相继去世,周敦颐守丧鹤林寺,这对他一生的仕途和学术有着一定的影响。24岁的周敦颐孝满起服,承舅舅的叙例,由吏部调洪州分宁县任主簿,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。王鸿于大宋嘉祐三年戊戌(1058年)来雩,五年庚子(1060年)以乡举游大学,再荐省试第一。因作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”云,九官相逊,凤仪虞舜之韶,多士以宁,鱼跃文王之“沚”。误作“沼”,失韵被黜。自是七年壬寅(1062年)归邑南四十里,辟田隐居,躬耕自乐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朱熹《濂溪先生事状》载:“先生博学力行,闻道甚早,遇事刚果,有古人风,为政精密、严恕,务尽道理”,“自少信古好义,以名节自砥砺,奉己甚约,俸禄尽以周宗族、奉宾友,家或无百钱之储”,“襟怀飘洒,雅有高趣,尤乐佳山水”。周敦颐平生不慕钱财,爱谈名理,他认为“君子以道充为贵,身安为富”。 自述道:“芋蔬可卒岁,绢布是衣食,饱暖大富贵,康宁无价金,吾乐盖易足,廉名朝暮箴”。诗人黄庭坚称其“人品甚高,胸中洒落,如光风霁月。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,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,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,陋于希世而尚友吼千古”,对周敦颐的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明万历间于都县儒学训导彭士进撰《续修需岩王先生祠记》载:“盖先生清德宏学,有声朝野。当年守、令,兢先宾礼。如刘公彝、王公鬲、张公宗谔,尤为雅爱。至冀其来,而望需有亭云,侍郎张颉荐辟于朝,先生俱辞弗就。独乐与贤豪、有道游。在周元公敦颐相握,尤推先生。先生因推所学以授人,四方学士多出其门。”又据《县志鸿公行实》载:王鸿“好风和日,辄与客为钓鱼会,手自调羹,用野菜四十九、盐一,号‘大衍羹’。笑谓客曰,自胜无碍,羹况五侯鲭耶”。王鸿生活简朴,著书乐道,他在《复郡守刘彝公请掌郡校不就书》中写道:“鸿溺于山林,未尝挟技艺事奔走。自鬻王公之门,木石之与交,麋鹿之与游,于声名显晦,固已无累于心矣”,“伏惟垂照,使得全其性分,与刍童牧叟讴吟于岩穴之下”,真有“古逸遗风”。明代理学名家吉水罗洪先有诗赠:“文章光宋代,理学著明时,清风传国史,高节振乡贤”,对王鸿的学识、人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  周敦颐与王鸿都没有取得进士的功名,一个从仕,一个为处士;但因有相似的身世和深到的修养、高风亮节的品行,确实是他俩相识投缘的基础。

  二、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

  据《于都县志》、(三槐堂)《于都王氏族谱》载:王鸿与周敦颐 “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”、“先生始与周元公谈性命之学,元公为之敛衽”。这说明他俩有共同语言,相谈的话题不仅深、广,而且周敦颐对王鸿的学识也很敬佩。

  我们知道,“先天之学”是说伏羲先天易学,是古人探索和研究宇宙的本原及其变化的思想学术,主要的哲学范畴有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八卦等;而儒家的“性命之学”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,可称之为“人学”,二者又是紧密联系的,追求的是达到“天人合一”这一最高境界。从周敦颐及王鸿的著作来看就可见一斑,周敦颐著述不多,主要的思想体现在他所撰写的《太极图说》和《通书》中,他继承《易传》及道教思想,提出了“无极而太极”的宇宙论,即“无极而太极”,“太极”一动一静,产生阴阳万物,“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”。同时提出了溯源于“诚”的伦理道德观,即“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”、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,立人极焉。”,“人极”即“诚”,“诚,五常之本,百行之源也。”是道德的最高境界。只有通过主静、无欲,才能达到这一境界,充分体现了周敦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王鸿对《易》学也有相当深的研究,当时于都县社稷坛在水南秘书坊,后迁妙净寺西邑。县令张公宗谔就向王鸿寻问可符合《易》理。王鸿答曰:“坤未之地,与天社之星相应。其说曰,若今邑居南面,则旧坛据酉午,卽据乾以面丙。言之:籍置坤位犹为失方,况居西北隅之酉位乎?”。王鸿对性命之学也颇有心得,他强调修养,通过自己的修养,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上。他在《浚堂箴》写道:“谈不离道,居无越位。善相告语,恶相阻弃。美无他逊,光宜自閟。积其所修,圣贤可至。”王鸿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注的《大玄经解》之中,但不幸毁于兵燹,令人痛惜。他给朋友陈康侯书说:“桓潭美其绝伦,张衡拟之五经,班固谓其度越,诸子陆续称宜为圣人,诸君徒见其作之成法,未窥其道之要妙,使今日见需岩之作,殆无以为称述之词。”看似自负,实则为其称心之作。

  可见,王鸿与周敦颐在一起谈论的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,在交谈中也加深了二人的敬佩之情,并互相赠诗,王鸿才会发出 “临别溪头承诲嘱,此心当为圣贤求”的感慨。

  三、《囷铭》与《爱莲说》

  “水陆草木之花,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;自李唐来,世人甚爱牡丹;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予谓菊,花之隐逸者也;牡丹,花之富贵者也;莲,花之君子者也。噫!菊之爱,陶后鲜有闻。莲之爱,同予者何人?牡丹之爱,宜乎众矣!”是周敦颐与王鸿、沈希颜、钱建侯等人同游罗田岩时,即景生情,有感而发,一气呵成写就的散文《爱莲说》,全文119字。

  《囷铭》:“廉则易足,斯廪有廒仓之蓄;贪则无厌,刍豢有糟糠之嫌。夫窃人之食而不任其事,又骚然而为害者,鼠也;暴人之物而不知有畏,又肆然而不足者,虎也。吾暴而不肯为虎,窃而不忍为鼠,宁守斯廪以安吾处。”为王鸿所作,全文80字。

  这二篇散文,虽文体一“说”一“铭”, 在写法上,有共同特点,即托物言志,以此阐明本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;结构上,文章精短,言简意赅,严谨顺畅,句式上都骈散结合,读来抑扬顿挫,和谐悦耳。从表达方式看,《爱莲说》聚描写、抒情、议论于一体,从“出淤泥而不染”起,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、莲的风节,同时,文章中几次以菊、牡丹反衬莲之美;还把菊花的隐逸,牡丹的富贵和莲花的高洁相对比,使“爱莲”这一主题得以加深,发出“莲之爱,同予者何人?”的感慨。《囷铭》主要是通过议论直接点出“廉与贪”的问题,以“鼠、虎”来形容贪得无厌的人,发出了“宁守斯廪以安吾处”的感慨来表达“爱廉”这一主题。《爱莲说》,其重点是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莲而不妖”,这是全文的中心题意;隐喻作者在仕途上不于世同流合污,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,保持自已高洁的品格,表达了他的爱廉思想。《囷铭》其重点是“宁守斯廪以安吾处”,这是全文的中心题意;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,洁身自好、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;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,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之情。

  王鸿与周敦颐虽所处的环境不同,都保持了儒家所称道的“士君子”的品格,所作《囷铭》与《爱莲说》正是他俩共同思想与品行的体现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四、需岩与罗田岩

  罗田岩,别名善山。据清同治《赣州府志》记载:“陈永嘉(558-565年)中,有僧庐其上”,此时,罗田岩也已经有佛教活动了,而与罗田岩结缘比较早的名贤,就是周敦颐。据同治版《雩都县志》载:“宋周子倅虔州,行至雩都,嘉祐癸卯(1063)正月七日,邀余杭钱建侯、四明沈希颜、雩都王鸿游罗田岩,赋诗刻石”。诗曰:“闻有山岩即去寻,亦跻云外入松阴。虽然未是洞中境,且异人间名利心。”此诗为罗田岩最早的诗刻。周敦颐对罗田岩很钟情,同年五月又游罗田岩。此时正值罗田岩的莲池荷花盛开,周敦颐见此情境,思绪万千,一气呵成写就《爱莲说》,同游的沈希颜、王鸿、钱拓高兴之至,爱不释手,反复吟咏后,觉得此文值得做为教谕学子的文章,把《爱莲说》碑刻好后,作为濂溪阁的镇阁之物了,后传世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。濂溪阁是县令沈希颜为周敦颐来于讲学而建,据《周敦颐年谱》载:“沈公者,令邑也,因建濂溪阁于善山,顶有高山仰止亭”。可见,周敦颐与罗田岩的缘分和沈希颜、王鸿、钱拓等人相交的深厚感情。王鸿在罗田岩也有刻石,现虽遗不存,但尚存一品嘉熙庚子(1240年)首夏,县令周颂等人同游罗田岩的《题罗田岩石刻》载:“因访张令尹宗谔、王需岩题字,幽讨竟日而归”。在(三槐堂)《于都王氏族谱》中也有记载。后人为纪念周敦颐,在濂溪阁原地建有濂溪祠,现在为濂溪书院(建于公元2004年),书院前有近千年古柏一株,原为四株,相传是周敦颐所植。正因为周敦颐结缘于罗田岩,引来无数名人学者如岳飞、文天祥、罗念庵、八大山人驻足罗田岩赋诗刻石,现在罗田岩的摩崖石刻,尚存70余品,其历史价值居于赣南之首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需岩,距于都县城南四十里(今小溪乡桃枝村),嘉佑七年,王鸿择其中筑室隐居,以“需”命其名,出自《易传·需卦》,以明避世隐居之志。王鸿以生活休闲所需,开辟了“需园”、“需塘”、“钓鱼台”、“悟道岩”、“木犀岩”、“涵虚洞”;命其山曰:“峿山”,岩曰“需岩”,并以需岩自号,泉曰“龙光液”,松曰“甘露松”,居所曰“逊阁”,并将其名刻于岩石之上。据(三槐堂)《于都王氏族谱》载:“鸿自壬寅(嘉佑七年即公元1062年)归隐至熙宁八年乙卯(公元1075年)寿终,十四年间以辟田躬耕,著书自娱,从学者尝百余人”,“晋王右军羲之公廿四世孙。幼工篆隶,善八分书。文词精确,锐志标揭极多”,“大篆小刻笔法遒劲,龙蟠虎卧,其真为右军之苗裔欤”。现据于都县博物馆实地鉴字,需岩题刻分布在方圆约二公里的香台山悬崖上,多为王鸿篆刻,少量正楷题刻,共十多品,字迹清晰,现状完好。其中王鸿题刻“钓台”、“渔台”、“木犀岩”、“ 峿山”、“涵虚洞”等石刻,犹历历可见。在香台山下,二山环抱,其间有一小涧绕行而出,形如今之“太极图”,可谓天工之美,如今人称之为“太极形胜”,当时,他就是在其间钓鱼休闲。

  王鸿与周敦颐都好山乐水,周敦颐曾游览庐山,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,在其自赋诗中道:“庐山我爱久,买田山中阴”也有隐居之意。但周敦颐性喜山水,好往返归自然,更主要是要从中体会出天地之根万物之源,从而“悟道”。王鸿虽隐居需岩,但不消极避世,通过“隐居”的这种方式来修养提升自己,并以此“悟道”,从他开辟“悟道岩”便可知一二,他利用所学所悟“以教乡闾子弟”才有“四方学士多出其门”。王鸿与周敦颐有好山乐水共同的兴趣爱好,需岩与罗田岩也因其显名于世,正如天启乙丑岁(1625)秋月饶州府学教授萧立忠撰《题需岩记》所载:“山因人重,亶其然乎!雩之为岩,亦已多矣。他不之志而志需,非志需也,志先生也。盖元公以道学传于世,先生以道学布宇内,两贤相得真美,而彰盛,而传矣”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五、历史地位及其影响

 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。《宋元学案》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:“孔孟而后,汉儒止有传经之学。性道微言之绝久矣。元公崛起,二程嗣之,又复诸大儒辈出,圣学大昌。……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,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”。南宋魏了翁称周敦颐学术的宗旨在于“嗣往圣,开来哲,发天理,正人心”,而它的实用则在于治国安民的“功用所系,治理所关”。清高宗在《钦定精义》的按语中写道:“治统原于道统”,“为国家者,由之则治,失之则乱”,把理学与封建统治的兴衰联系在一起。理学从宋至清,先后700年官学的地位未变,成为中国封建ca88亚洲城手机版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。对于周敦颐也褒荣有加,宋宁宗嘉定十三年(1220)赐谥元公;宋理宗淳佑元年(1241)诏从祀孔庙,追封汝南伯;元仁宗延佑六年(1319),加封道国公。各地以讲周子之学的濂溪书院和奉周子之祀的濂溪祠相继大兴,据同治版《雩都县志》载:“濂溪祠,在县南罗田岩。祀周濂溪先生,以程明道、程伊川二先生配,缘先生尝讲学于此。祠创始于宋嘉熙庚子(1240)令周公颂,续建于明大府邢公珣”,明清时又有多次修建。可见,周敦颐的思想及为人治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广大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王鸿是于都一乡贤,在于都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。据同治版《雩都县志》载:“侍郎张颉闻于朝曰,臣窃见虔州处士王鸿,志行修洁,笃学能文。皇佑中屡与省试不中。今年四十余,耕田种桑,以足亲养。居约处晦,视古为归。间推所学,以教乡闾子弟。如鸿雅操,诚足以扶世教、励风俗。蔽而不献,是废善遏美也。伏望朝廷特加旌奖,以劝士类”。《赣州府志》也有记载,可见,当时的官府就已经认识到,以王鸿的学识、品行“足以扶世教、励风俗”,府、县官员都很气重他,且声名于朝。他以其所学“以教乡闾子弟”,当时“四方学士多出其门”,必然对后世学风产生深刻影响。确实是其后于都理学名贤辈出,元代赣南唯一的理学名贤刘君贤即于都人,至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倡学虔台时,“及门诸子,于(邑)独多于他邑”,当时阳明之门有“江有何、黄,浙有钱、王”之说,何、黄即于都的何廷仁、黄宏纲。王鸿对后世的影响,《王氏族谱原序》也有评述:“雩僻壤也,而风俗淳厚,敦崇礼教,衣冠文物之盛,虽通都大邑有所不能逮,盖都邑之胜于人物,见之人物之胜于道义征之,先明何、黄、袁、管(即:何廷仁、何春、黄宏纲、袁庆麟、管登,于都史称“理学五子”)诸先哲倡明理学,而其渊源则自有宋王翼道先生始”,“以启后代理学之宗,此邹忠介所谓‘斗大雩城名贤辈出,诚有所欣慕,非苟为称誉也’”。从黄宏纲弃官隐居需岩,效仿王鸿著书立说,可见于都名贤对王鸿崇拜之深。王鸿也被官府授予“乡贤”,入祀乡贤祠,隐居之处也建有需岩祠祀奉,得到历代官府、乡民的崇敬。

  正是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,开辟于都七百多年的理学之学风,需岩与罗田岩一样成为了于都文化气象之地。

「方志于都」周敦颐与王鸿

  (撰稿:萧紫雷)

周敦颐简介